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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树做志愿服务,我所认识的藏族社工们 | 三明治

2017-11-20 张旻翀 三明治



文 | 张旻翀

编辑 | 龚晗倩


成林曲忠从酒店昏暗的楼梯储物间拖出一蛇皮口袋,袋子里渗出的血液在地砖上滑行出一段血红的弧线,像是书法表演者用齐人高的粗大毛笔蘸着朱砂刷下浓重一抹。

西宁去往囊谦的客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出发。我们每人一个背包,拖着成林曲忠帮忙捎带的六个行李箱,离开酒店。


成林曲忠的两个姐姐定居在西宁,托她捎带一些物品给囊谦县城的亲人。其中就有这一袋刚屠宰的牦牛肉,是要送给县城的母亲。


阿成和我两位汉人,以及成林曲忠、美久曲忠以及另外几位藏族青年即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公益项目是联爱基金运作的“西部医疗角”,服务地点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五个乡村学校。


从玉树地震中走出来的成林曲忠



我第一次见到成林曲忠,是在北京家盒子的员工宿舍走廊里,看到联爱基金的总干事王女士和一位长发过腰女生聊天。她就是成林曲忠,囊谦县藏族。


成林曲忠一米六五的个头,比过腰的马尾更长的是宽松下垂的黑白格子衬衣。


那是阿成和成林曲忠是第一次来北京,我们决定潦草地逛逛附近的雍和宫周边。


雍和宫与其说是景点,不如说是商圈。


那条街巷有不少汉、藏礼佛用品店,但是各个店铺所售物品差不多:仿青铜的小挂件、香烛、面目祥和的佛像、成串的不辨真伪的佛珠和手串。每每经过这些商铺,都能被悠然的檀香托着,店铺内部的唐卡佛像在昏暗的光线下不辨喜怒。


阿成想给自己的亲友带一些,成林曲忠建议他最好还是去囊谦县购买,她能帮他找到便宜且真材实料的佛珠。她俩两只手腕上都有佛珠,成林曲忠每天脖子上还戴着长长的佛珠,如同清朝皇帝的朝珠一般,垂及上腹部。“这些都是别人送的,是活佛开过光的。”


当天是高考日。深夜十点,夜幕下,阿成和成林曲忠聊起了高考。


成林曲忠参加高考那年恰好是玉树地震发生后。


考场由蓝色活动板房临时搭建而成,当她走近考场时,三名荷枪实弹的特警威严地维持秩序,她一下子心情紧张起来。这成了她高考语文没有发挥好的理由。藏族的高考语文题与汉族的不太一样,偏简单一些。


“玉树地震对我影响挺深。”她低着头看着餐桌。


“你有亲人遇难了?”我用尽可能低的声音试探。我猜测是她父亲,因为从没听到她提及父亲,但我忍住,没有继续追问。


“是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吃素了。”


她几年来不沾荤,把嗅觉也历练得挑剔起来。某一天,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碗汤。阿成将它推到她面前,她拿起调羹舀出一吮的量,眼看调羹就要触到唇,调羹重又回到汤碗里。


“有鱼的腥味,不喝!”


我们凑上头,仔细查看,因为汤用紫菜调味,故而有海腥味。

 

她告诉我,“成林”在藏语里是“职责、工作”的意思;“曲”是“信仰”,“忠”是“卓玛、度姆佛”。


关于职业规划,她原本的打算是,第一,做支教,第二,是社工,第三,是职业技能培训公益。青海民族大学藏语专业毕业后,她在一家公益组织——囊谦县青年协会工作。因为汉语基础较好,还为副县长撰写一些公文,挣钱维持生计。


她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去囊谦

 


2015年6月22日,巴士从西宁汽车站出发,终点站是紧邻西藏昌都的囊谦县。


驶出南山山地,进入海南藏族自治州二塔拉附近,地势和缓,草丛稀疏而且丛丛独立,有着明晰的界限。进入果洛藏族自治州山地后,车辆像是笨拙的巨型爬虫在“之”字形山路上吃力爬行。


等我再次迷迷糊糊醒来,是凌晨两点。在这4500米的海拔,巴士门窗紧闭,胸腔感受到按压,身处浊气中的烦躁,我沉沉睡去,酒曲般的气味还在鼻尖逡巡。


清晨,眼球感受到白昼的光线。车窗外,天地一片黑白,和缓的山丘上撒上一层浅薄的雪花。彤云还紧压压俯卧在苍穹之上,与灰白的地表不分彼此,水汽在曲线间缠绵,衬出一片寂静。


在文学家宋玉的眼中,“西方之艰,层冰峨峨,飞雪千里。”只有两匹黑马驹在雪粒上舔舐草皮。


巴士在峡谷间沿着通天河逶迤前行,通天河是长江最上游一段的名称。据说这里就是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一难的明证:老龟将唐僧取得的经书颠覆在通天河中,师徒四人奋力将经书打捞上来,晒在江边巨石上。


在藏语里就不那么浪漫了,它被称之为“治曲”,意为“牦牛河”。


巴士停在耀眼的县城车站。干燥的尘土还未沉静下来,阿成下车后,穿过人群,走到墙根处的杂草处呕吐起来。


阿成,安徽淮南人。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给他增添一丝文静。


他总是一身淡色的休闲衬衣和牛仔裤。从九华山附近的一所高等院校的社会工作专科毕业,他在上海做了一年多的销售员。

 

2010年4月14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境内发生震级约7.1级的地震。同年9月,北京家盒子文化有限公司发起“和玉树一起过冬”公益志愿行活动,组织捐款事宜。时任家盒子执行董事的曾敏杰先生带队前往玉树地区,运送和分发捐赠的过冬物资。10月27日,曾敏杰、杨浩以及同行的一位藏族老师布桑不幸罹难。


为纪念志愿者的善行,曾敏杰的妻子马女士与北京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发起成立“曾敏杰杨浩联爱基金”。基金成立之后,家盒子便实行了改善玉树偏远山区中心寄宿学校医疗卫生水平的西部医疗角项目,针对脑瘫儿童水疗康复救助的小蝌蚪计划,以及针对社区推广亲子阅读的社区公益绘本馆项目。


西部医疗角项目的驻校社工除了常规工作外,还要执行“小计划”。


“小计划”包括“小手纸计划”、“小水杯计划”、“消毒计划”、“晚安计划”。


牧区藏民都保留着大便后用石头、树棍擦拭肛门的习惯,学生们自然效仿父辈,包括许多女生。


社工发放手纸给学生,让他们习惯使用厕纸。这就是“小手纸计划”。


许多藏民直接饮用地下或地表泉水,基金负责人认为饮水不洁会增加消化道发病几率。社工每天生炉子,煮足够量沸水供学生饮用,称为“小水杯计划”。


“消毒计划”是指社工在教室、寝室、餐厅喷洒稀释消毒液,每周两次到三次。但因为资金预算不够,“消毒计划”暂时中断时有发生。


“晚安计划”是社工在学生入睡前,去寝室与他们聊天、讲故事。


抵达着晓学校


沿着县城主干道分出几条南北向的小路,如同鱼骨刺一般,联接着稍微破旧的居民区。居民区的小道由石头铺砌而成,两侧的石头还保留着当初的棱角,中央的石头变得浑圆,像是一个个探出头的马铃薯。旧宅用土夯成,有种沧桑感。一些居民新建房屋,玻璃和瓷砖在阳光下耀眼。


在老旧居民区一段围墙上,有黑漆刷上的大字:I LOVE❤尕玛加央。紧接着还有句蓝色字体:这里不要大小便(罚款)100元。


玉树地震之后,新城逐渐建了起来。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连接新旧两城。新城城址就在玛曲河冲刷而成的那片广阔而平缓的河漫滩上。旧城修建之所以在高处,想必是为了防范水患或者防守。囊谦人民医院、第三完全小学、县公安局、县检察院等公共事业单位如棋盘般规整。


“你看,那前面就是马总她老公(曾敏杰)出车祸的地方。”副驾驶座位上的美久曲忠扭头对我讲。


美久曲忠曾在囊谦第一小学做教员,一段时间后,觉得每日教学工作重复无趣。辞职后,她正好在社交平台上看见联爱基金招募驻校社工的消息。

 

她今年28岁,面部没有太多脂肪,加上高原干燥的空气,强烈的紫外线,再加上不规律的作息,皱纹比同龄人更清晰深刻,皮肤已到了不惑之年。


美曲久忠的爷爷奶奶在文革期间被划为地主成分,乡上邻居不但分了他们财产,还将两位隐蔽地关押起来,最后下落不明。她父亲年轻那会儿特别穷,任税收员,常常下乡。当时流传着戏谑的说法,穷人晒太阳,也要对其征收日光税。在这岗位上,他有了第一次婚姻。


好景不长,父亲又被迁调外地,政府不允许他回来。前妻在家乡带着一儿二女,改嫁他人。父亲后来与生母在工作地点成家,母亲是孤儿,后两人育有二儿一女,女子便是美久曲忠。


她离开家乡去兰州大学念专科,一年级结束时,异想天开,申请去印度学习。


第一次办护照的时候不满16岁,公安局局长是她某位叔叔的儿子,增加了年龄,不到一星期,拿到护照。代价是交5万的押金。当时藏民办理去印度的护照要方便许多。“现在去印度基本不可能了。”

 

在北京时,美久曲忠频繁地提到她想出国,“你看欧洲的人,他们就不会觉得做清洁有什么丢脸的,我们总觉得做清洁比坐办公室更低级一些。”


“你为什么不出国啊?”一次午餐她这么问。我没理她,她继续说:“出国可以挣很多钱啊。我有钱了就可以不必看别人的脸色做事了。这就是我想要的。”


出国似乎只是她偶尔的想象。她掌握的唯一一门外语可以说只有汉语,而且还算不上精通。


她继续说着自己的出国梦,我故意把眼睛瞟向别处。


这一段路还没来得及铺上混凝土,但碎石已经铺设在平整的路面。这段折回的“之”字形山路从垭口延伸到山脚,高差跌落将近200米。在这逼近垂直的山坡上望去,一片葱绿的高寒草原展露眼前。就在前几分钟车辆刚刚经过的垭口处,立着一块蓝色铁皮标牌:密多盖拉山哑口 海拔4776米。工作人员太过粗心,“哑口”应为“垭口”。


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穿过着晓乡。穿过公路,有一小段缓缓的斜坡,走下去是平缓的大草原,属于达那河谷的一部分。一条河流自西向东安静流去,河流对岸横亘着和缓的群山。这条山脉可称得上是实景与想象的分界线。


成立于1952年的着晓学校位于囊谦县西部,沿着河谷北侧的缓坡上展开时,便有了一种阔大之气。


一分钟,就可以从着晓乡街道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洗手计划和晚安计划


我和美久曲忠的宿舍位于教师宿舍群最靠前的一排,寝室门前,眼光翻过远远的一段校园围墙后,一片平缓的草原彻底铺展开来,视野开阔极了。


七、八月,山谷、山峰受热不均,夜雨频发。白昼里,对流雨较前一个月少了许多,见到霰子、彩虹的机会相应地渺茫起来。


如无夜雨,宿舍门前分外安静。兽群远离乡街道,没有深夜的狼嚎,看不见一丝乡街道居民的灯光,夜仿佛吞噬了一切,校园与草场之间没有了围墙的界限。头顶的星子拥挤着,游离着,它们的窃窃私语清晰可闻。


清晨草叶上附着着水晶般的霜花。草尖已微微泛黄,整个草原已不像七月那样葱绿。

 

白日里,学生的生气主导着整个校园。


我们把洗手计划安排在午餐前,学生们结束第四节课,排队来到宿舍楼一侧的乒乓球台空地前。美久曲忠和我早已将四个脸盆和水桶摆在地上。


六个年级六个班,依次进行。当喊到一个班级的时候,他们总是一哄而上。每个人先将手部浸湿,然后抹上香皂,最后用清水冲洗。有的学生会抹上很厚一层香皂,如果不提醒他快一些,恐怕会一直抹下去吧。


三位值周老师负责整理队形、维持纪律。而我俩则用水瓢舀出桶里的清水,为已经揉搓香皂的学生冲洗。


取水处与洗手场地还有段距离。每次洗手计划要准备三大桶水,那种一米高的草绿色塑料桶子,两个成年人才能提动。多数时候,六年级的几位男生会主动过来帮忙提水。道路不平,看着桶里漾出来的水,我内心对他们是感激的。


在第一次洗手计划时,美久曲忠指挥着洗完手的学生及时离开,嘴里喊着“嗦嗦”,藏语里“走起来”的意思。我忽然想,唱起来会更有意思,在一旁就唱起来“嗦嗦拉米嗦嗦”。学生们听见觉得有意思,有几位也跟着我唱起来。


每个周日午后,师生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学生们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开始洗脚、洗衣袜。女生会更注重个人卫生,因此,在忙活着清洗的女生居多。她们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摆好一个个盆子,三、四个学生围坐在大铝盆前洗脚,顺便将袜子放在水中揉搓,洗脚水瞬间变成浊泥水。


学生一个月只会穿一双鞋袜到校,不会更换。因此,有的脚趾被鞋中的汗水浸出毫无血色的白。即使阳光再好,也不能在两个小时内将清洗的袜子晒干,学生没有更换的袜子,顺手将湿袜子重新穿回去。


高年级的班主任,尤其是男性,不会在一旁监督学生清洗衣物,一切靠自觉,于是绝大多数男生在一个月里也不会更换衣物。低年级的学生则需要老师在一旁指挥,更有责任感的一、两位女教师会拿出自己的洗衣机、脱水机,和她们一起清洗。


学校没有浴室,部分学生只有在月假返家时才洗一次澡,好些男生是半年才洗一次澡,内衣不常更换。


在晚安计划时,我走进寝室,闻到学生白日里活动的汗液掺和着牦牛奶脂的气息,挥之不去。


男生寝室里,鞋腔与体味充盈着整个寝室。白日里,好几次进入寝室喷洒消毒溶液,我总能发现床底下的清洁桶或者矿泉水瓶盛有澄黄色尿液。不难理解,夜晚太冷,去厕所得穿过户外让孩子们望而却步。


我寝室旁有一个地下水取水管。每个周日,往返于寝室与医疗角的我,都会在忙着清洗的学生间穿梭而过。一次,我路过相邻的寝室,看见一位男教师将三、四件衣服丢进学生的洗衣盆里,让两位小女生清洗。


看到学生恭顺的神情,我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寝室里继续传来几个男教师聊天的谈笑声。


无牌照的三菱车


 

我站在寝室门口,用干燥毛巾擦干刚洗过的头发。一位女教师问尕桑老师:“你要去哪里?”“我要去香达。”


我立即闪进寝室,麻利地将换洗衣物塞进背包。我要搭乘尕桑老师的顺风车去香达学校。


车辆出发后,后排的两位女子用一种带着港式或者台式国语腔调唠叨聊天,带有很强的尾音。


“她说自己是社工,骗人吧。”后来才知道说的是美久曲忠。


她们是大学生,来自台湾屏东,应两位女生的意愿,尕桑将车停在密多盖拉山垭口拍照。


车辆刚启动一分钟,轴承发出一瞬间不愉快的摩擦声,车辆继续向前,不一会儿又听见一波噪声。他熄火之后下车检查,毫无头绪。重新上车发动油门,车辆向前一顿,停了,怎么打火都无动于衷。


“没油了。”


我倾身瞟一眼油表,指针已归零。


前面那辆白色三菱车停了下来,藏族司机发现我们这边出现状况,走过来检查了一下尕桑的车,又看了一下自己的油箱,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辆三菱车没有牌照。忽然记得很多县城里驰骋的机动车都没有牌照,交警也不太理会。尕桑尝试去找不远处的修路工人借油,还是失望而归。此地手机也没有信号,那位藏族司机载着他到山顶拨打求助电话。


一位蒙着医用口罩的女子从三菱车上下来,坐在我旁边的驾驶位。坐近了才看清她发丝中隐隐的好几丝白发,手背上呈现的老年斑,如台湾原住民黝黑的肤色,以及失去弹性如同蜡纸般的皮肤。她是大学的带队老师。


得知我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她问:“怎么社会学的做社工呢?” 


“咱们大陆社会工作发展还不成熟,另外这边条件艰苦,专业的社工不愿来此服务。”


“其实这边条件还算不错,除了物资不方便送达,海拔比较高以外,比起有些学校好很多。我看教师还有宿舍呢。我在玉树巴塘那边看到的学校更差,我找出来给你看看。”她手指刷着摩托罗拉手机屏幕,点开几张图片给我看。“你看,下雨后,地面渗水,学生就在这样的房子里学习。”有裂缝的课桌椅,斑驳的墙面,凹凸的地面。


她墨镜背后的眼神很难看清。“其实你们应该帮助这种更需要帮助的学校。”


“是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艰苦环境下,很难有汉族志愿者长期服务。也许两三天就走了。”


“那他就不是真心想做公益啊。”


“你知道,为了项目的开展,有时候必须妥协。而且哪怕是条件好一些的学校,学生们的卫生习惯还是不容乐观,所以这里仍需要志愿者。”


“请允许我说话太直白。”


去山顶打电话的车下来了。老师下车返回大众车。

    

无牌照的三菱汽车继续上路。


不一会儿,一辆黑色陈旧的大众车停到车前。它的后窗固着着四溅的泥印,尕桑陪同一位白色T恤的藏族大哥下了车。


他们用藏语谈论了一阵,商量出办法。这位白色体恤大哥坐在我旁边,没有点火。尕桑老师在车后推动车体滑行起来。


从此往下,正好是一段又长又曲折的盘山下坡路,有九个折回点。据目测,相对高差在三百米以上。凭借经典物理学,这车辆在重力势能作用下,不紧不慢地在山路上迂行。随后,尕桑钻进大众车里,他和另一藏族小伙子驾车而去,车尾腾起朦胧灰尘。他们提速超过我们,以尽快赶到县郊的加油站,补充燃料后,再上山来接我们。


“你看,我现在就没踩油门,它就滑下去。”他带着几分炫耀。


出了这峡谷迷障,遥遥可望见县郊较为密集的建筑物。体恤大哥把车停在简单的加油站前。20米开外是阿育王佛塔金色的背影,它的身躯在一片老旧的民居间赫然挺立。西边是李连杰捐资修建的巴迈寺。


加油站前立有一块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界碑。其上注明地理位置:N32°12′19.15″ S96°21′20.32″。


如此精确的经纬坐标给我一种安全感。


香达学校


听说我来到香达学校,驻校社工成林曲忠来和我见面。她平日里利用自己良好的汉语基础为政府做一些行政辅助性任务挣钱,草拟关于妇女权益维护、村镇发展等方面的虚空公文。这些公文是应付上级检查之作。虽然囊谦并不大,可是这些文书并不比其他地方少,这消耗掉成林曲忠一大部分时间,只有周末才用在私人交际上。


她告诉我,上午难得有时间驾车送一位长辈去吉尼塞乡参加大家族的打林卡活动。


“打林卡”在藏语里是郊游的意思。三五成群的人们,穿上民族服饰,带上吃喝之物,尤其是刚发酵的大壶酸奶,来到水草幽静之地,聚餐、游戏。隆重一些的,或者想着多呆两三天的,还扎起白底色的花帐篷。


此次打林卡,是成林曲忠的大家族为一位女性长辈庆祝80岁的生日。吉尼塞乡有几处天然温泉,他们会在那里泡温泉,还准备几项娱乐性的体育活动。比如有一项体育活动,游戏者站在20米开外,抡起投石器瞄准带孔的靶子,石头从孔心穿过方为得分。还有其他角力游戏,唱歌、跳舞也是必需的内容,“我都舍不得回来了”。她身穿一件齐腰的蓝白格纹衬衣,头戴一顶麦色的仿草帽。


但是,成林曲忠的母亲在县城参加一位逝者的斋戒会。她必须及时回来照顾母亲。我忽然想起着晓学校一位藏族教师对我说过的话。“你们藏族人在悼念亲人期间,是不是七七四十九天不能洗发?”


“只要没有头虱,就可以洗。”如果因为洗发而除掉几只头虱,那就等同于杀生。


所幸高原夏季温度较低,假设一人居住在重庆、武汉这样的火炉,七七四十九天不洗头,那将是何等浊臭逼人。这再次不太严格地验证了多数忌讳和习俗与当地自然环境如此紧密联系,就如黄土高原上很难诞生湿漉漉的泼水节一样。


成林曲忠告诉我们,不日将去北京奥体展览中心参加非物质遗产文化活动。她将作为囊谦县展台的解说员,为观众介绍囊谦黑陶以及囊谦的歌舞。阿成和我都嫉妒得很。


其间她的手机响了多次,打断我们的谈话,最后一个电话是要她接待一位重要客人参观青协。正好青协办公室离香达学校不远,她提议载上阿成和我一起参观青协,结束后再去聚餐。


青协,兼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主要帮助县域内66名待业青年学习几种职业技能,比如缝纫和绘制唐卡。


一栋藏族风格的主体建筑,共三层楼,22个房间,主体建筑东边有两栋小屋,居住着厨师及家人,没有自来水设施,整个院落是青协向私人租借的场地,每年租金三万。


成林曲忠透露,在囊谦政府官方注册的有30多个协会,而真正做事的只有五家。


周六下课较早,我们进入院内时,一些男学员在球场上打球,显眼的是三名披着绛红色僧袍的僧侣正与一名留着溜头皮短发的男子聊天。


几位小伙子邀请我和阿成加入篮球赛。这些青年碰到篮球就活力四射。脸、胳膊、小腿被灼日刺得漆黑。我所在的小组实力不强,几轮拼抢就败下阵来。


趁着休息时间,我去参观大楼内部,墙上贴有几位世界名人的励志语录。还有一面青协管理人员的介绍展板,照片中,他们穿着西装,只有成林曲忠带有微笑。


有的房间如同仓库,杂乱堆放着不成套的部件。各个房间采光似乎都不怎么好,笼罩一层阴影。就是在这些房间里,这些青年除了学习一些简单的识字课,最重要的是掌握缝纫或者唐卡的绘制技艺。


三位僧侣在户外等得百无聊赖,玩手机的玩手机,打篮球的打篮球。


“哎呀,我的肺都快炸开了。”阿成走过来冲着我笑,手捂着胸口。


“两位老师,在哪里工作啊?”一位尖瘦脸庞的青年灿烂地笑着。这些青年看着我俩和他们会长(成林曲忠)走在一起,就称我们为老师。


“你们这里缺老师吗?”我关心师资的问题。


“缺,尤其是缝纫老师。”


成林曲忠谈到这些年轻人不愿外出务工,而县城的就业机会有限,哪能消化如此多的待业青年?有些居民一年只有两个月时间用于挖虫草,有门道的会在剩下的日子里做一些小生意,不然的话就消磨时光。

 

着晓乡庆


四、五年级的女生前一天下午就忙着梳辫子。女教师们早早为她们涂腮红、描眉。这两个班级在校庆上表演的节目被列入乡庆文艺节目单中。

校庆时,好些教师都没有穿隆重的藏服。而今为了参加乡庆,男女教师都打扮起来,男教师穿上雪白衬衣和学校订制的苍黄色藏袍,黑皮鞋擦得油亮,就连张副校长也穿上藏服,更讲究一些的教师打上领带。有几位男教师双臂高举,请女教师帮忙扎好腰带、绑扎衣袖。


女教师系上金属、珊瑚和玛瑙装饰的腰带,穿出自己最好看的、带跟的皮鞋。她们也互助合作扎辫子,长长头发中夹杂红、绿、蓝三色的细绳,给发辫增加一些夺目色彩。


正在大家忙活打扮之际,一位年轻男教师派两位学生来向我借洗脚盆,起先我认为他是要监督学生洗脚,一问才知道,是他本人使用。我注意到他穿上一双黑亮的皮鞋。


即使是普通学生也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有的学生昨晚就把自己的藏服找出来穿上,在寝室里走来走去。教师用卡车将他们成批运送到乡庆场地,他们谈笑更加活跃起来。


广袤的草原上最不缺乏的是庆典的舞台。


第一项仪式类似于运动会的首个环节——各代表队进场。首先是身着绛红色的佛教人员,戴着高高金色僧帽是各寺庙的宗教领袖,僧袍之耀眼,让我联想到中世纪的教皇和大主教。他们手执法杖,腰间别着销金香炉,扈从们擎着绛色伞盖,神情肃穆。数一数,寺庙代表队竟有六个之多。


着晓乡街道看不到一处寺庙,他们隐藏在群山的另一边。


乡庆虽然打着“乡旅游文化节”的口号,然而,观众多数是邻乡的牧民。


节目主要是两大类:独唱和舞蹈。歌手们的嗓音热情高亢,在颂山、颂神、颂天、颂地、颂五谷丰登、颂六畜兴旺的传统主题之外,如今还有歌颂爱情的。观众中传来阵阵掌声,甚至好几位观众轻声跟唱。


我是最寂寞的一位,没法听懂歌词大意,没法分享来自欢呼声中的愉悦。


杰达寺的小僧们头戴面具表演的神舞最为吸引我。没有歌句,只有镲和鼓发出的节奏提示音。


表演者头戴五官狰狞夸张的面具,颇具威严,纹样与云贵的傩戏面具相似,服装纹饰华美,长而尖的袖口,超过膝盖。他们散开成一个环形队伍,迎着鼓点抬起一只脚,上身晃荡着,停顿一下,脚又小心翼翼落下。


寂静的配乐,迟缓的动作,仿佛汉族剧种里,黑夜中鬼魂窃窃地行走。

 

离开囊谦

 

几个月下来,发现师生们找我拿得最多的药物是感冒药和肠胃药。讽刺的是,我也不能幸免。


我呕吐了两次,当时只以为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九月逐渐频繁,还有几次干呕。


每当食管有强烈反应,我就快步走到墙角,手扶着墙面,嗓子眼一阵灼烧的流动之后,眼角淌出几滴泪来。十月里,不但呕吐次数增加,就连胃胀也更明显。


白日里感到体乏,夜晚则入睡困难。有时连续好几天,入睡后会被腹腔中部刀割一般的痛楚惊醒。


一切原因指向食物。


走进食堂,餐桌上搁置太久的馒头和油饼已失去韧性。放在口腔中咀嚼,它们硬得可以划伤口腔上皮。一片油饼、一个馒头,对于许多老师而言都太多,于是,他们用上厕所后未曾洗过的双手将之掰下一小块,和着酸奶一起吃,而后来的老师不会“拾人牙慧”,另从新的一块中再掰下一小块。


就这样,不到两天,盘子里就没有一块完整的馒头和油饼,仿佛那是一堆被啮齿动物消费过的残渣。


每每看着这些硬结的面点,我的唾液腺竟丧失了条件反射的能力。胃酸分泌紊乱,使得我食欲也消退下来。


我决定离开囊谦。


成林曲忠、美久曲忠和其他同龄藏族教师都曾开玩笑说,让我留在囊谦,娶一个牧羊女。


“为什么是羊?你们这里不是牦牛更多吗?”我试图打乱他们开玩笑的节奏。


“好吧,牧牛女。你想,一头牛就能卖一万,按照我们这边婚嫁习俗,女方要送男方很多彩礼,送你一百头牦牛就是一百万了,多好!”

 

在囊谦县的最后一个下午,不期有几位学生冲我喊:“老师,老师。”


他们见到我很是高兴,但不知道我已经订好离开青海的火车票。



张旻翀

 

“鳄鱼”(出生于鄂,中学在渝就读)。内外兼骚,性格飘忽,表演型人格。爱好:喜欢亲自兵临城下加盖邮戳做纪念,迄今已经收集260余枚。邂逅非盈利项目后,养成记录当地风物的习惯。最近计划将理塘、陇南、玉树的日记加以整理,欢迎读者多多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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